捕捉時代暗面的電影潛行者：婁燁(徐明瀚作)

婁燁1965年3月出生於上海，1983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學校，1989年，婁燁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他不諱言，當年的他當時正在談戀愛，而到1990那兩年是他人生中經驗最多的年分。婁燁在學時期曾作有關安東尼奧尼電影的論文，其中他最受《女朋友》、《情事》、《雲端上的情與慾》所啟發，因為用的理論是電影的語言符號學進行分析，但人之生活狀態及他們的愛情，才是婁燁真正關注的面向，所以，他特別注重每一部電影自身的語言系統，只為每個時代中某一群人的生活狀態與他們愛情的獨特面向，得以被真實地展開。然而因為這樣的堅持，他的電影卻在範圍上至憲法、下至風化並總是關心社會主義形象的中國電影審查制度下，成為了現今中國「獨立-地下-個人」多重意義上的電影導演。

從體制內轉為獨立，電影遭禁之始

起初，婁燁最早並不是一個獨立電影導演，他的第一部電影《周末情人》（Weekend Lover），是在擔任其師韓曉磊的副導演後的1993年於福建電影廠拍製而成，換言之就是一種體制內電影，當時張元、王小帥都已拍了他們的第一部獨立電影。然而，我們卻可以從他的這部片，從題材上看到他與同代導演同享著對愛情、青春的種種關注，而婁燁亦在形式上追求電影的極端表現，例如：在白天拍晚上，在晚上拍白天，或是對攝影機運動進行各種實驗，而這些技術演練已在他於1996年拍攝的第二部電影《危情少女》(Don’t Be Young)中甄於成熟，並在同年獲得中國金雞獎最佳攝影與最佳錄音的提名。婁燁認為，技術是電影最核心、最基本的語言，掌握了技術，寫作才自由。基於此，婁燁才開始展了他的獨立電影之路。1997年起，婁燁開始獨立製片，策劃製作由中國青年電影導演加盟的中國第一個數位電影計畫《超級城市》，但未完成。故1999年的《蘇州河》(Suzhou River)才算是第一部婁燁的獨立電影，在德國資助下拍攝完成。在片中一人分飾兩角的周迅，也因此得到了巴黎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從《蘇州河》一舉成名。但《蘇州河》卻在中國被遭到禁演，成為婁燁第一部無法正式上映的地下電影。

紅色禁區外，國際影展的灰色地帶

中國獨立電影遭禁映或是導演遭到禁拍處分的理由有很多種，而未經審查或批准而逕自參加國際影展的為最大宗，《蘇州河》之所以遭禁映的原因就在於該片因未通過北京當局審查就到荷蘭、日本的電影節參展。因為根據現行中國《電影管理條例》，「個人違反本條例，擅自提供電影片參加境外電影展、電影節的，五年内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然而，《蘇州河》不僅獲得巴黎影展最佳女主角、評審團大獎，亦獲荷蘭鹿特丹影展的新秀獎及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聯盟獎，更被《時代雜誌》選為當年10大電影之一，賣出的許多海外版權價格更是亮麗可觀。其實早在1999年《蘇州河》之前，就有許多部片子亦是官方以未經審查就到國外參展的理由而下國內禁演令和禁拍令，除了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如張藝謀的《活著》(1994年)、田壯壯的《藍風箏》(1992年)之外，第六代導演張元的電影更是90年代的頭號人物，禁映的包括了《媽媽》(1991)、《北京雜種》(1993年) 、《東宮、西宮》(1996年)等片，這些片縱使國際影展中獲獎，但在中國內地均遭禁映。此外，張元被禁止從事電影製作多年，直到1998年才恢復導演資格，而田壯壯因未獲批准而仍執意參展，禁拍期更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見得中國官方對將未通過受審之電影帶出國外參展的嚴正態度。

2000年之後，第六代導演姜文的《鬼子來了》亦是在沒有獲得電影局審查通過的情況下送到法國坎城電影節參展。然而，婁燁卻是在這些導演群中連續三個作品都能入圍坎城影展的電影作者，可以說是坎城最愛的亞洲導演，他2009的新作《春風沉醉的夜晚》(Spring Fever)更獲得了最佳電影劇本獎的殊榮。對婁燁而言，自己的電影在全世界的影展與其他優秀的電影聯映，人們不會有思想準備，他曾說在這類影展中：「你首先看的是一部電影，而不是一部中國電影。」婁燁的作品時常在國外有放映機會，鮮少被人詬病有如第五代導演張藝謀「自我民族誌」式的異國情調化，婁燁本身也認為民族性的探索不在他拍攝電影的考量之中。但就內容上，《蘇州河》仍然代表著中國，確切而言更是世紀之交應興未艾的上海，而婁燁《蘇州河》裡的河流與碼頭廠區卻總是醜陋汙穢。由於婁燁在20歲以前全是在上海生活，之後才到了北京，所以《周末情人》、《危情少女》、《蘇州河》，都是選在上海拍攝，並且皆有蘇州河的場景。電檢面對《蘇州河》的心態，正如安東尼奧尼《中國》被人詬病不拍中國現代而美的一面，而拍難堪醜陋的一面。回到上海的脈絡來講，就像上海市政府曾下令里弄勿將內衣物懸掛於天井人群可見之處，深怕丟了上海的國際形象。婁燁藉由《蘇州河》片中的旁白說出他對蘇州河的真實印象：「所有的記憶都堆積在那裡，使它成為一條最髒的河。」

地下電影灰暗的「技術」問題和邊緣性

除了徑自參展觸犯的中國電檢制的規定之外，很多是外於規定的名目。婁燁的《紫蝴蝶》送審時下來了40多條意見，後因片商斡旋而縮為4條，婁燁說因為那4條對全片的影響不大，於是接受。《紫蝴蝶》也就成為從《蘇州河》以來婁燁唯一一部可以在中國院線上映的電影。在這些電檢審查的「技術」問題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頤和園》的送審事件。審核者竟嫌「影片黑壓壓的，什麼都看不清楚」而挑剔，其所根據的是「電影技術質量應當符合國家標準」。對婁燁而言，他認為那只是藉口，真正的原因仍出在內容觸碰到敏感的政治與身體議題，一是背景問題(六四天安門)，二是性愛場面。換言之，所謂電檢官僚眼中的「技術」問題，實際上是內容涉及敏感題材的修飾代稱。《頤和園》完成後，除了此令人訝異的膠片技術性判定之外，《頤和園》亦因未經過中國官方審核即參與第五十九屆坎城影展，婁燁及該片製作人耐安被廣電總局處分五年內不得拍片。包括《頤和園》、《蘇州河》等片被禁映外，婁燁的體制內處女作《周末情人》連帶也受到兩年禁播的處分。

雖然婁燁被下令禁拍五年的處分，其嚴重性並不雅於田壯壯在八九後的敏感時期於1992年帶著《藍風箏》參加東京影展揭露家醜的程度，因為《頤和園》本身就直擊了六四現場，選用了當時廣場的紀錄片，更在北京近郊重演了六四的軍民衝突場面。婁燁曾說，「文革、八九、法輪功雖都是敏感題材，但文革已漸漸鬆綁，八九再過兩年也會再好些。」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田壯壯《藍風箏》的皆涉及到文革記憶故而遭到禁演，時至今日此二片仍沒有在中國的戲院映演的機會，《頤和園》更無可能。

回到個人，重返30年代的「頹廢」傳統

1992年《藍風箏》被禁拍十年的田壯壯，解禁後第一部開拍的作品《小城之春》(Springtime in a small town，2002)就是向30年代導演費穆1948年的同名傑作致敬。陳凱歌在《霸王別姬》後拍攝的《風月》亦是回到30年代的上海與江南。賈樟柯曾說到「30年代這麼好的傳統就在文革後消失不見。」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是持續在思索該用甚麼樣新的形式回到這個電影的傳統上。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形式面的角度重新理解婁燁第四部電影《紫蝴蝶》(Purple Butterfly)的重要性，本片原名為《無辜分子》，即是在說明一個普通人如何被動地捲入事件。婁燁通過高度晃動、快速剪接和大量疊影的電影手法創置出了1928年偽滿區以及30年代上海中、日雙方人馬殺戮下，多組無意識型態而顯不正確之男女，在走向愛情後面對各自的心理創傷與內在矛盾。

婁燁早年便曾表示，不認為禁拍是重要文件必須遵守，於是他在被《頤和園》後判禁拍五年的第三年回到導演的本位，在南京私自拍出了《春風沉醉的夜晚》，該片的題名靈感取自於戰前中國頹廢派作家郁達夫短篇的同名小說。婁燁曾說本片重拾了中國傳統，此傳統他指的即是30年代。首先，婁燁指的是30年代的「個人」面向，他和梅峰(《紫蝴蝶》編劇顧問、《頤和園》共同編劇)皆認為「30年代的小說和散文的感覺，我們覺得那個時候對人的描寫和態度都是非常人性化的，是根據具體的個體來描述的。」另外，婁燁曾在《春風沉醉的夜晚》宣傳期間接受媒體專訪說道，現在的電影，能單靠一個人用就可完成，片中的許多場景亦是全由他個人所攝，除演員外無人在場，故本片是在內容和拍攝的兩個意義上皆是「個人電影」。其次，是30年代所具備的「美學」面向，《春風沉醉的夜晚》會選擇在南京拍攝，是因為這座城市對婁燁來說有一個特别獨特的江南文化特質。這次，婁燁離開了北京權力中軸線的政治禁區，而轉進了情慾流動更不得見的另一禁區，也就是回到早期30年代前後「軟性電影」甚或是五四時期少見的頹廢美學脈絡。

婁燁曾經表示，拒絕讓這部電影被輕易「定義」。他曾在拍完《蘇州河》的一次訪談(與程青松)論及愛情：「它無法界定，你不能用政治、階級或者人種、民族來界定這種東西，這種摸不著的東西，它可以被界定，但一界定就不是愛情了。因為它太個體了，太案例了，這個案例是這樣的，然後你換一個別的愛情又不一樣了。」婁燁對《頤和園》和《春風沉醉的夜晚》皆有相同而又不同的說法：「這只是一部愛情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是2009年僅此一部華語電影獲得金棕櫚獎的肯定，婁燁在他的獲獎感言期許道：「全中國的電影人能在自由及獨立自主下，拍攝自己想要拍攝的電影」。在所謂的獨立、地下、個人的界定之上，自由，或許才是最接近而不囿限婁燁其人及他的作品的一則定義。

 

(本文原刊載於2010.10.03《旺報：文化周報》)